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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将永远记住你亲切的微笑——追忆今日中国拉美分社吴永恒社长

2013-07-10 10:19:00

 

2008年我在拉美分社工作的时候,和吴永恒社长住同一栋楼,每天上班同去同回。如果哪一天他没有按约定的时间下楼,我一定会往他寓所打电话,因为他身体一直不好,赴任之前,局社领导就交待我一定要多关心他的健康。有一次连打了3个电话没人接,我急匆匆地上了10楼去敲他的门,门开了,他满脸坏笑地说,吓死了吧?是不是以为我死在公寓里了?

今年319日一大早,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,一个意想不到的噩耗传来:吴社长被发现已在他位于墨西哥城的寓所内突发疾病去世了!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是以这种方式告别了他所热爱的事业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本来,他在去年回国时曾把自己写的一些东西交给我,说希望我在合适的时候为他写点东西。因此,我写这些文字,既是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,也是为了完成吴社长的嘱托。

一生历尽艰险和辛酸

吴社长1970年进入新华社工作,长期驻外,曾任新华社巴拿马分社翻译、新华社波哥大分社首席记者、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分社首席记者、新华社拉美总分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。从新华社退休后,旋即又受聘担任今日中国杂志社拉美分社社长。他长期与拉美达官显贵、社会名流打交道,足迹遍布拉美所有国家。在外人看来,他这一生风光无限,但实际上却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、痛苦甚至是生命危险。

1973年,吴永恒奉命与另外一位同志到与我没有外交关系的巴拿马建立分社。只要一出门,就有巴拿马情报局的人和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,生命安全数次受到威胁,因此在最初几个月的绝大部分时间里,他们多数时间都是待在旅馆房间里。回首往事,他常把巴拿马比喻成他的“卡尔瓦里奥”——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。而他在巴拿马一待就是5年。

他也饱尝了远离家人的孤独和痛苦。在驻拉美初期,他每月工资只有20美元,无法支付昂贵的邮资,和家人的书信往来只能靠每3个月一次的外交邮包来传递。儿子出生时他正在巴拿马,几个月之后,他才知道小家伙已经来到世上;老母亲病重时他正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采访,回国后他才知道老人家已经不在人间。

即使年过花甲到今日中国拉美分社工作,他也多次面临危险。2005年他刚到分社的时候,正值墨西哥社会治安状况恶化,抢劫杀人案频繁发生,而华人因善于经营、生活富裕,也成为匪徒绑架勒索的目标之一。华人杜龙龙及其助手被墨西哥劫匪凶残杀害并抛尸荒野,更让当地华人有安全不保之虞。而在离他寓所不远的地方,就发生过几桩劫匪陈尸街头、高官被灭门的凶案。

2008年初我去分社工作的时候,他脑门上还贴着一块纱布,这是2个月前,他在分社门前装卸杂志时被粗暴的交通警察打翻在地时受的伤, 2个月后还没愈合。他伤心地对我说,这下到底领略了什么叫被打翻在地,只差再被踏上一只脚的滋味了!

2009年,墨西哥爆发H1N1流感,他坚持最后一个撤离,在疫情尚未完全解除的状态下,他又主动要求回到墨西哥开展工作。

中拉友好的“民间大使”

吴永恒社长热爱祖国、热爱党的外宣事业,同时也热爱墨西哥和拉美,被称为中拉友好的“民间大使”。他利用一切机会参加墨西哥当地的各种学术、文化活动,出席各种企业家会议和展会,主动与墨西哥各界人士建立联系,在墨西哥举办上百场中国问题报告会,努力帮助当地民众了解中国的情况。

吴社长对墨西哥当地人士都非常友好,对有事找上门的读者也是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。一位老发行人罗萨陈的丈夫患病后,吴社长多次前去看望,还送去慰问金。吴社长的弟弟是西安秦陵博物院院长,每当有墨西哥朋友去西安旅行,他总是打电话让弟弟对墨西哥客人多加关照。

2008年,一位老读者因为有急事要到中国出差,但按正常程序办签证已经来不及了,找到吴社长后,吴社长马上打电话到使馆领事处沟通,并带这位读者寻找最近的照相馆为其照证件照,终于让这位读者及时踏上了中国之旅。

吴社长以自己的人格魅力,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拉美朋友,包括总统、部长、议员、学者、记者、律师、教师、学生、发行人等各界人士。不少热爱中国的墨西哥朋友成为他的铁杆“粉丝”,吴社长关于中国的讲座讲到哪里,他们就会跟到哪里,有的自己开车去,有的甚至坐地铁或长途车去,以表示对吴先生的友情和对我们杂志的支持。

吴社长经常给我讲一件让他非常感动的事:有一次,他要到萨卡特卡斯州出差,尽管这个州的发行人刚刚做了眼科手术,蒙着一只眼睛,关节炎也发作了,拄着拐杖,但仍然亲自去机场迎接他,并开车把他送到旅馆。第二天要送他去机场时,发行人又发现自己的车窗升降系统失灵了,不能关闭,而路上要经过一大段尘土飞扬的工地,考虑到发行人眼睛不能进灰尘,他提出乘出租车去机场。但发行人仍然坚持送他去机场,任凭尘土灌满车厢,一路和吴社长谈笑风生。

生活低标准,工作高标准

除了几套应付场面的西装,吴社长在生活上特别简朴。衬衣都是趁打折时一买好几件,一件运动衫和球鞋估计穿了有十几年。

在饮食方面,他更是简单得不得了。基本上每周做一次饭,一次做一大锅——多半是他爱吃的红烧肉,然后分五份分装在饭盒里,冻在冰箱里,每天上班带一份。我多次劝他这样对身体不好,可他总是一笑了之,并不舍得为吃饭多花时间,也不愿意放弃最爱的红烧肉。偶尔要改善一下,他就带我去一位北京老乡开的中餐馆“又一村”,去吃那里的北京排叉、油条、豆浆、肘花什么的。

对生活的标准低,可他对工作的标准却很高,他不顾自己已过花甲之年,一直坚持按毛主席提出的不能“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”要求自己,用“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忍耐、特别能吃苦”的老西藏精神勉励自己,工作上不断给自己加压,甚至要跑步前进,只想着尽快在离任之前把分社的工作拓展开来。

200511月底的瓜达拉哈拉国际图书节期间,他为了节省经费以及方便携带期刊,接连两次开车往返,行程2000多公里;他在参加墨西哥出版业协会年会时,还翻越了海拔3850米的南马德雷山脉,曾连续开车11个小时,最后因过度疲劳而病倒。

2008年我在分社工作的时候,多次目睹他去外地演讲、推广杂志,为了节省时间,他经常早上乘飞机去、夜里乘飞机回。有一次,他应墨西哥记协的邀请,义务为来访的中国记者代表团提供翻译服务,10来个中国记者没有一个会西班牙语,而他又是唯一的一个翻译,因此每天都工作到夜里12点以后,十来天下来,连声音都嘶哑了。

因为健康原因,吴社长近年不再长途驱车了,但还是四处奔走不停。201112月,他应邀到西南部瓦哈卡州一个小镇作报告,去时从州首府乘汽车3个半小时,活动结束时已是深夜10点,他又乘车跑了4 个小时的山路。因为担心司机一旦睡着把车滚到山下去,路上他主动要求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,忍着瞌睡,强打精神,不停地同司机说话。一天1516个小时的颠簸,对年近七旬的老人来说,真是到了生理极限。

因为不忍心见他晚年还拼命三郎似地工作,吴社长的爱人在电话里几次对他说,你在外面有困难就回来吧,不要为难,不要勉强。但是吴社长出于强烈的事业心,还是坚持留了下来。他多次对我说:“拉美分社是我的最后一个阵地,外文局和总社把拉美分社这个阵地交给我们了,我们就要以战士的情怀和情操,战士的胸怀和勇气守好和巩固好这个阵地,将来有一天可以光荣地抬着头把它交给来接替我们的同志。”

在分社已在墨西哥立足之后,他又开始不断地向其他中南美洲国家扩大影响。2010年秘鲁版在利马的出版,可谓是他反复奔波的结果。可惜在他离去前,他费了很多心血积极推进的在委内瑞拉出版南椎体版、在巴西出版葡萄牙文版的心愿没有实现,看来要留待后人实现了。

我们将永远记住你亲切的微笑

吴社长是个和蔼、乐观的人,不论遇到多大困难、面临多么繁重的任务,抑或经过了多么疲惫的长途旅行,微笑始终都挂在他的脸上。这是一位心地善良的老者亲切的微笑,一个洞察世事的智者自信的微笑,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外宣人胜利的微笑。

20091月结束任期回国那天,我一个人正坐在墨西哥城机场1号航站楼里百无聊赖地等待登机,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。转过头去,一眼看见吴社长微笑着的亲切面孔。那几天,吴社长正在国内开海外工作会议,为了送我,他放弃了与家人一起过春节的机会,提前买了机票,在我起飞前2小时降落到墨西哥城机场,取了行李直接从2号航站楼飞奔到1号航站楼,只为了给我送行。当时我的热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。

只要国内来人,不管是领导还是同事,哪怕只是实习人员,他都会亲自开车去接。有一次接机是下半夜,我说我和雇员去就够了,但他坚持亲自去,“对我来说只是多了一次,对人家来说一辈子来墨西哥也许只有这一次,我一定要照顾好!”他经常把国内派驻人员请到他的住处,亲自和面、剁馅包饺子,虽然饺子皮很厚、肉菜也没有剁碎,但是吃起来让人有种回家的感觉。周末时,只要有时间,他一定会开车带国内客人四处去参观。不客气地说,有些景点他都去了几十次了,但每次去他还是带着满脸不知疲倦的微笑。

吴社长每一次回国,都要去社里各个办公室看看在拉美分社工作过的同志,并送上他在墨西哥参加活动收获的小礼物。有一次时间很紧,他来不及一一分送,就把一堆小礼物交给我,告诉我说这是谁的,那是谁的,让我一一送到。

如今,吴社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我今后再也不能看到他那亲切的微笑,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微笑。

最后,我用他自己写过的一段话作为文章的结束语,同时转送给他:

 “我们将永远记住你亲切的微笑,因为你的微笑反映了一种思想境界,体现了一种精神力量,你的榜样将鼓舞和鞭策我们在你所为之奋斗的事业中继续奋进。”(今日中国杂志社 李五洲)